中略導讀:當前, 在新技術革命和互聯網帶來的沖擊下,中國企業面臨著外部環境挑戰和壓力帶來的“四座大山”以及轉型升級過程中的“三缺”,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么?中國企業應該如何應對?此文作了探索性的研究。
“四座大山”:外部環境的挑戰和壓力
“第一座大山”:新技術革命來了
新的技術及產業革命,通常表現為一個長達80-100年的周期,經濟學將其稱為長波。目前學界普遍認為,新的長波已經開始,有的學者將其命名為“第三次工業革命”。新的技術及產業革命,其主要內涵是新能源、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工程等領域的重大突破。
像華為這樣的中國最優秀的技術領先型企業,在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時候,已感受到了壓力。當然,在新的技術革命浪潮面前,華為是比較從容的。但是,對聯想集團來說,這場考驗要比華為大得多。和聯想集團相類似的是中國的家電企業,有的大而不強,缺少核心技術;而外部的市場容量又不再增長。所以,我們看到家電巨頭們頻頻做出動作:TCL集團要向彩電上游液晶顯示屏產業投入更大的資本;美的集團以50億歐元的巨資購并德國的機器人企業庫卡(KUKA);格力空調高調做手機,并擬通過增發籌集資金收購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。所有這些,都是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的自然而然的戰略性反應。
跟不上技術進步的步伐,就會被技術革命、產業革命的高鐵甩下!
“第二座大山”:互聯網的沖擊
互聯網和商業模式創新結合在一起,往往對傳統行業構成顛覆性或重大的影響。而新的互聯網商業模式的背后,又有來自于資本市場的雄厚資本的支持,在資本以及資本市場的扶持下,互聯網企業可以長期不盈利,可以“負利潤”搶占市場份額和客戶流量(資源)。傳統企業的經營方式無法與之抗衡,很可能被互聯網商業模式及其背后的競爭主體所超越。
互聯網還有一個影響,就是傳統企業過去賴以成功的一些傳播手段和途徑不復存在了。互聯網使傳媒高度分散化了,在互聯網領域,網站、貼吧、微博、微信、直播等,各種渠道都在傳播。分散化的傳媒結構對很多企業來說構成了傳播困境。
許多傳統企業最初面對互聯網的時候,都是比較慌亂的。很多企業在應對互聯網沖擊的時候,并沒有進行系統、深入的思考。潮流一來,大家不撲進去,好像會失去未來。但是盲目撲進去之后,很可能連現在都失去了。
“第三座大山”: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萎縮和冷卻
過去的幾十年,中國的內外部市場需求始終處于膨脹、放大的狀態。很多中國企業的成功,主要有兩種模式。一是在一個13億人的大市場上找到了機會,并把機會轉變為收益,所以在家電、通信、日用品、食品領域都出現了幾百億、上千億級的巨頭企業。另外一個成功模式就是中國加入了WTO之后,隨著國外產業的轉移,利用勞動力的成本、數量優勢,為全世界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,我們到世界各地去都能在商品上找到中國制造的標簽。
現在,這樣千載難逢的機遇基本上不存在了。就國內市場而言,由于人口老齡化、主流消費品滲透率飽和等原因,消費需求在下降;同時中國很多領域的產能過剩,投資需求也在下降。一些傳統行業“去產能、去庫存”將會延續較長時間,總量性機會將會消失(結構性機會依然存在)。
而國外市場,美國的經濟陰晴不定,也正處于結構轉型中。歐洲實際上已陷入結構性危機之中??v觀全球,未來10-20年時間內,能保持較快增長速度的除了中國,其他發展中國家大概就是印度、越南、印尼等幾個人口大國了。需要說明的是,這些國家未來很可能是全球新的經濟格局下的受益者,它們與中國爭奪低端制造的份額。
“第四座大山”:比較優勢的削弱
不久前,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展開了一場爭論。林教授以中國經濟存在“后發優勢”的觀點著稱。在后發優勢中,一個最重要的優勢是勞動力數量大、品質優、充分供給、報酬低廉。周其仁教授曾把中國經濟幾十年來的增長動能,用水平面的差距來說明。一個差距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消費水平的差距,另一個差距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勞動力成本的差距。把國門打開后,這兩種差距的巨大,是中國經濟驚天爆發的主要原因。
現在,這兩種差距卻在縮小。在人口老化、勞動力供給減少、生活消費水平提升以及通貨膨脹尤其是少數“增長極”城市住房價格飛漲的背景下,中國勞動力的價格提升得非???,這對中國的制造企業——它們是中國企業的主體,構成了一個非常大的發展制約。
三“缺”:企業轉型的內在原因
如果把視線投向企業內部,一些企業確實也存在轉型的內在要求。大部分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不利位置,采取低附加值的加工模式,存在過度模仿的無序競爭,長期發展缺乏技術支撐;同時對顧客需求關注不夠,市場行為仍然是銷售驅動;當收益遞減時,傾向于規模擴張。
上面描繪的種種低層次生存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妨礙中國企業成長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?就是投機主義,主要表現為企業長期目標缺失。由于目標短期化導致企業長期競爭基礎薄弱,比如缺乏技術能力、缺乏管理體系等等。我們常說,“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”。人可以流動,但鐵打的營盤是什么?就是技術和管理的積累。而中國企業缺的就是“鐵打的營盤”。
與目標短期化相關,一些企業偏愛規模目標,而實現規模的方式又是基于外部機會的橫向擴張??v向打深井,把顧客價值做到極致,或者在整個產業鏈上形成主導地位等等,這些做得都不夠。
為什么會有投機主義?一方面當然是傳統小農文化的影響,另一方面也是不穩定、多變外部環境的心理折射。而最重要的原因,是一些企業領導人領導力不足。這既構成了企業戰略轉型的深層原因,同時也是企業戰略轉型的制約。
一些企業家領導力缺陷,可以用三“缺”來概括:
第一是缺“心”
這里的“心”,首先指心愿,也就是動機。缺“心”,則是指使命動機的缺失。只有使命,才能引領、驅動企業家長期銳意進取、持續艱苦奮斗。企業家賦予企業長期目標,實際上是使命感的一種體現。所以,重塑使命,是中國企業戰略轉型的核心任務。
“心”,其次是“心力”?!靶牧Α笔歉呙芏鹊男睦砟芰?。它由使命、信念而來,是意志力也是思考力,亦與勇氣等個性因素有關。企業家的心理能量是引領企業組織前行的第一驅動力。少了這種心力,就無法影響和吸引他人,也難以率領企業克服重重險阻。一些企業家在長期的奮斗過程中,心力有所流失,心理能量的補充不能彌補耗損,產生了疲憊感、無助感、迷茫感,這時很容易被逍遙文化、退隱文化、空無文化所吸引。明朝大思想家王陽明將知與行打通、內王與外圣融合,使儒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,對近代日本和我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產生過重要影響。今天的企業家,在蓄涵、鍛煉心力時,可以從王陽明思想中汲取營養、獲取力量。
第二是缺“力”
這里的“力”指的是企業家的領導力。對部分企業家而言,最為欠缺的,一是戰略視野和洞察力,二是價值觀能力,三是管理知識型員工的能力。
我們前面談到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投機主義傾向,存在目標短期化問題。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略眼光不夠長遠,也缺少穿透力,看不清事物變化的趨勢和背后的邏輯。很多企業家,當所需決策問題包含多個變量,結構變得復雜時,常常會出現重大漏失和錯誤。由于缺乏科學思維訓練,容易產生非理性行為。
選擇價值觀、堅守價值觀、用價值觀影響組織成長,將價值觀運用到企業管理之中,是企業領導人最重要的管理行為,即價值觀型管理。這種管理方式所需的領導力就是價值觀能力。價值觀能力的缺失,主要表現為價值觀選擇的迷茫以及踐行的虛空。對很多企業而言,外部互動缺理念,對內治理缺規則。墻上貼滿了口號,要么缺少針對性;要么偏離企業屬性,將企業文化“意識形態化”;或者將企業家個人的文化偏好強加給組織。就文化踐行而言,一些企業未將價值理念與企業戰略、運營流程、企業制度規范相融合;缺少使全體組織理解、認識企業文化的傳播、溝通機制;核心團隊尤其是上層領導者做不到以身作則,言行不一,潛規則盛行;文化氣場稀薄,組織缺乏凝聚力。如何塑造一種符合未來趨勢、適合新一代員工的現代企業組織文化,是很多企業家需要認真思考和學習的。
部分企業家無“力”的第三種表現是不能有效地管理知識型團隊。隨著企業戰略轉型,年輕的、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比例會越來越高。對于知識型員工的人格、心理特點,愿望和追求,敏感點和禁忌處等,缺少真切、細致的體會和認知;找不到與知識型員工溝通、互動的合適方式;也難以在制度、體質、機制、體系層面形成知識型團隊建設的完整方案。
第三是缺“量”
這里的缺“量”,是指缺乏度量。俗語云:宰相肚里能撐船。度量意指企業家的氣度和胸懷。企業家度量大小,直接決定企業事業的邊界。所謂無“量”,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:
第一,從利益共享度看,不能以普惠方式調動員工的積極性。在股權設計上,很多企業依然是一股獨大;在股份比例和企業控制權的相互關系上,習慣于將控制權和大股東地位直接對應起來。
第二,從內部分權度看,權力過于集中。不僅僅大權獨攬,對小權也很在意。大事一言九鼎,小事時時參與,不能發揮企業組織內部多層次主體的自主性和積極性。不僅僅容易導致重大戰略失誤,而且也使組織缺乏活力,了無生機。在管控方式上習慣于人治;與此相關聯,企業缺少規范化的有序分權機制以及管控體系,使得內部的“信任”關系建立不起來。
第三,從文化包容度看,對不同文化的容納、吸納能力弱,價值理念的開放程度低,既封閉又偏狹,將本應源頭活水的企業文化弄成一潭死水。企業文化建設和管理時,過于強調“求同”,對不同風格、個性的亞文化、子文化的“存異”關注較少,未能給予它們一定的生存空間,抑制了組織內部的活力和創造性。有些企業,沒有把組織的價值理念轉變為組織成員內心的自覺追求和敬畏,反而將其當成了時刻念叨的“緊箍咒”,妨礙員工的獨立思考;同時缺少信息透明和討論辯駁的組織機制,組織成員缺少建言、參與的途徑,信息流動以縱向為主而非網絡狀橫向為主;在某種程度上,這些現象也是文化包容度不夠的體現。
文/施煒(華夏基石領銜專家,華夏基石e洞察智庫撰稿人,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研究員)
編輯整理:蘇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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